有人将人从自然界的整体生命中分离出来,变成独一无二的,进而变成自然界的主宰。
但是,要理会物之至善,还要从人的生命体验开始,如同前面所说,这也是格物的主要内容。禀气之浊者,为愚为不肖,如珠在浊水中。
我们通过朱子有关人与万物的关系的论述,就会明白这一点。盖气则能凝聚造作,理却无情意,无计度,无造作。如前面所引,虎狼之仁、豺獭之祭、蜂蚁之义,虽然动物只通这些子,即不能全通,而人则能全通。[116] 这种只去利物,不言自利的情怀,正是仁者无所不爱的具体体现。应当指出,朱子并不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回答这些问题,而是从一个更大的生命立场,也就是整个生态学的立场回答这些问题。
圣贤出来抚临万物,各因其性而导之。从普遍性而言,人与万物有共同的本原,天地间非特人为至灵,自家心便是鸟兽草木之心,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[48]。但是,这些理从四面八方凑合在一起,便是一个浑沦道理。
朱子将宇宙自然界视为生生不已的生命创造的过程,在这一过程之中,既有普遍法则即理一,又有个别原则即分殊,这样就出现了理一与分殊的关系问题。道理确有客观意义、客观依据,从这个意义上说,又有客观实在性,故能成万化之源。月映万川的比喻最容易被说成是神秘主义。朱子又说: 周子所谓五殊二实,二本则一,一实万分,万一各正,大小有定。
朱子经过一番理论论说之后,最后仍回到儒家的核心问题,即仁学的问题,以此确立其终极价值的信念。因此,物性的实现,是要靠人尽其性,要人裁成辅相、参赞化育。
这显然是针对陆九渊一派而言的。孟子以二本[12]之说批评了墨家,并且拓展了仁的范围,但是,孟子还没有从理论上就仁的普遍本质与爱从亲始、爱有差等的关系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解释。万事则是本体实现为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。但是,在解释这一学说的时候,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,如何解决这些问题,既要把握朱子的话语系统,又要做出新的解释。
[33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八。但就其是总天地万物之理、统体是一太极而言,它又不是某一具体事物之理,而是整个宇宙自然界的总规则。濂溪《通书》,只是说这一事。虽是分体,却仍是具体而微的太极。
但是从存在上说,二者是不能分开的,如人的生命,浑身就是指整体即全体,说话便是作用,但说话是从生命整体发出来的,说话本身就是表现本体的,或者说它就是本体,不是在说话之外有一个本体。[53] 老者安之,少者怀之,朋友信之,等等,这是孔子和儒家的理想境界,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,这些都出自忠即仁,但其具体表现是不同的,因而,需要恕道。
从分殊中追寻共同点,能够避免文化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,有利于人类共同发展。否则,仁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,只可望而不可及,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
孔子只对曾子和子贡讲一贯的道理,而不对别的人讲,因为曾子是践履笃实上做到,子贡是博闻强识上做到,二人都能在万殊上用功,不似今人动便说一贯也[48]。如果从万物何以完成生命以及实现世界的和谐秩序而言,便有个所当然之理,前者体现在自然界的生命创造的过程之中,后者体现在人类的精神创造和生活实践之中,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。周子所谓太极,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。[20] 极好至善、万善至好是朱子对太极的最本质的解说。浑沦是不同成分、不同要素组成的动态的有机整体,它不是机械式的集合,是有机生命的和谐统一。自然界以至人类社会的种种事物,都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,不同类型有不同的道理,同一类型有相同的道理,同一类型之中又有小类以至个体,各有不同的道理。
这就是朱子的分体之说。从此以后,朱子更重视分殊,而反对儱侗之言。
其中,物与人处在相互依存之中,不是互不相关的,物不仅仅是供人使用的,物也有自身的价值,提出物物有一太极,肯定物的价值,可能被认为是泛理主义,但它能说明人的责任和义务,因为人不能离物生存,物处在人的生命活动之中,又处在人的生命关照之中。他通过对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中无极而太极的创造性解释,将太极说成是理之极至或极至之理,即终极意义上的存在本体,同时也是价值本体,从生命创造的意义上说,又是终极目的。
人们都生活在具体世界,是与万事万物打交道的,其生活实践都是具体的。如赤子入井,皆有怵惕,知得人有此心,便知自家亦有此心,更不消比并自知。
如一粒粟生为苗,苗便生花,花便结实,又成粟,还复本形。但在朱子看来,如同以索贯钱,无钱,则贯什么?陆子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,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,即不能在平实处下工夫,只是儱侗底说话,不解决任何问题。所以,他又提出浑沦之理的说法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人类划分为不同民族、国家和地区,这些不同民族、国家和地区,有文化上的差异,包括历史、民俗、信仰和制度等等。
张载以乾坤为父母,乾坤代表天地(统称之为天),而天者理也,这即是理一。在程颐看来,兼爱既然无义,也就无法实现仁,因为仁作为普遍本质,只能在不同事物、不同场合的具体情境中实现出来,这就是他所说的理一而分殊。
曰: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。[44]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七。
这是那释氏,也窥见得这些道理。[4]《答杨时论〈西铭〉书》,《伊川文集》卷五。
他始终坚信人类有共同的真、善、美的价值诉求,这是人类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。如人浑身便是体,口里说话便是用,不成说话底是个物事,浑身又是一个物事。但是就万物而言,则是以用为体,因为它同出一源,是用中之体。他坚信,多样性是世界和人类存在的基本形态,离开多样性,所谓人类的共同价值,只是一句空话。
我们说,朱子的理一分殊说最终回到仁学,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。按照朱子的回答,万物分之以为体,不是割成片去,如同切豆腐一样,切成一块一块的小豆腐块,而是如同佛教中所说的月映万川。
据说,黑格尔的绝对观念、绝对精神也是具体的,不是抽象的。但是,程颢只是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,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一理与万事的关系,也没有明确提出理一分殊这四个字。
就个体而言,固然有客观的存在性,可以从客观上描述其与理一的关系,但是归根到底是一个生命体验的问题。正如朱子本人所说:世间事,虽千头万绪,其实只一个道理,理一分殊之谓也。